编者按：作者5月17日在北京参加由民革中央、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学术研讨会时提交本文。
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不断衍生出不同风格和色彩的城市单元空间。身处其中，人们便有了某种特定的文化身份。在兰州，就有众多含有“中山”元素的城市空间，如中山林、中山桥、中山路等地，它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座城市的社会记忆。这些以“中山”命名的城市单元，蕴含着对孙中山先生开启新纪元的纪念遥思，也是对城市文化身份的塑造和自我确认。这些元素成为了研究民国时期兰州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将单个的空间，定位于关系领域中，并将空间的意义置放在这种关系中，这就是现代城市结构部署的一个特征。”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中如是说。一个城市地理空间的文化身份是不断被交织在空间之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网络中，这种关系网络为城市某个特定地理空间进行文化身份确认。兰州众多以“中山”为符号的城市地理空间，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了兰州这座城市的性格与文化基因。
孙中山的个人声望是政治符号构建的基础条件。那时革命党人中有“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相，盘旋牢结于脑海……则如痴如醉，甚至发狂”之情态，在民众中更有“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的社会认知。在政治影响的加持下，各地方兴起的城市地理空间单元以“中山”命名是合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通过这些城市单元空间的构建，将孙中山的形象逐渐沉积在城市的角落，也将其后的文化内涵及时代意义在城市空间内激活，赋予其当代生命。
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写道，“空间的构成问题就属于关于都市的理论与学科，而最终，属于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构成，即整个社会的构成问题。”当中山元素的城市地理空间在兰州勃兴，这既是兰州城市文化的结构性建构和城市单元性空间的定格，也是兰州发出的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
孙中山的个人声望是兰州中山空间构建的内部条件。孙中山公认的领袖身份与地位，使兰州在构建中山空间的过程中拥有广泛的受众对象和政治认同基础，同时也是基于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理念的认同。中山先生辞世之后，国民党政府修建中山陵和并以国葬仪式来纪念中山先生，这是国民党政府将中山先生的思想及精神在去除肉身后的升华，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达到整合社会、服务国家政治的目的。伴随着中山陵的兴建，各类的中山纪念空间在九州大地遍地开花，痛感革命领袖陨落的同时，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孙中山的悼念与缅怀，凸显了以孙中山为政治符号的精神内涵，逐步将其推向社会并最终强化，形成了公众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认同。在此背景下，兰州作为甘肃军政首府驻地及西北社会政治交通枢纽，也兴起了各种中山空间，形成了延续于城市记忆中形式多样的中山印记。
中山先生生前曾积极倡议植树造林。1928年３月１日，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举行植树活动纪念总理逝世的决议：“本党秉承遗志，努力为革命的建设当此海宇将清，国基大定，益切追念国父之诚……每岁三月十二日，全国各地一致举行植树典礼，以为全国造中山林之提倡，务期蔚为大观，昭布无极”。是月十二日，国民政府于兴建造中的南京中山陵举行了首届植树典礼。于此，植树活动成为了纪念凭吊中山先生的仪式。1926年３月12日，在总理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为缅怀中山先生之革命功绩，纪念逝世的革命先行者及精神领袖，兰州在五泉山一带新植林木区域，名谓“中山林”以飨凭吊缅怀之思，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中山林已经是绿树成荫。十余年间，人们在这里栽种了各种树木10万余株，林木种类繁多，有松树、白榆、臭椿、刺槐、柳树等等，中山林建设已成规模，此类植树活动至今仍在延续，成为建造兰州城市空间之中的一个重要仪式，凭吊先贤以及过往之峥嵘，作响时代蛩音。此外，造像专家严德辉等一行与1936年应邀来兰铸造了一尊孙中山铜像，1939年，中山林被确定为中山塑像的安放地，并于孙中山诞辰72周年纪念日举行了盛大的塑像落成揭幕仪式。随着中山先生铜像的落成，中山林在兰州城市空间的主体性形象更加突出，在兰州城市结构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成为了兰州重要的政治文化空间，使遥处西北的兰州汇入到时代大潮之中，成为继承中山精神和继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遗志的载体。
交通是整个都市的动脉系统与肌理构架，给城市路桥命名可以体现文化意义和政治色彩，实现城市与社会环境、时代发展之间的联通，以构建城市身份实现国家意志对城市空间的渗透以及对民众精神结构的塑造，达到对城市的微观化治理。在兰州，以“中山”命名的桥梁与道路，就是兰州城市政治文化的形象化表达。
中山桥，起初名为兰州黄河铁桥。其前身为明洪武年间修建于黄河之上的“镇远浮桥”，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联通中原西域、扼守咽喉的重要军事位置，素有“陕西之路，可通甘凉者，惟兰州浮桥”之说。中山铁桥初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陕甘总督升允会同兰州道道尹彭英甲共同主持铁桥修筑，德商泰来洋行喀佑斯承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落成，是当时架设于黄河全线唯一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桥梁，也是抗战初期援华物资的重要交通枢纽。据现有史料记载，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曾任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手书的“中山桥”匾额，被悬挂在铁桥南面的牌厦上，“第一桥”从此改名中山桥，并沿用至今。通过以“中山”的命名方式，铁桥的政治性符号逐渐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融。同时，中山铁桥通过其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与交通属性，扩大了中山符号在兰州城市空间中的政治辐射作用。
作者王新冰在研讨会现场
在政治符号的象征意涵下，以“中山”命名的道路多位于城市的中心，成为城市交通的主要通道，由交通运输逐步延展至民众的精神世界。兰州中山路，北起中山桥南端，与中山桥南北互通，向南伸至胜利饭店折而向东，直至南关什字西口止，全长1750米，宽20米。该路除中山铁桥至胜利饭店一段在解放后扩建拓宽外，胜利饭店至南关什字西一段，宽度依旧未变。自清末以来，该路西关什字北口至中山铁桥南口一段称“桥门街”，西关什字南口至胜利饭店一段称“炭市街”（因其原为煤炭集散销售市场），胜利饭店至南关什字一段称“南关”（又称南关正街）。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该道路更名为中山路，与中山桥南北互通，构建起南北互联为一体的兰州城市空间，形成以中山符号为代表的中山路桥空间，并渗透至民众思想及城市记忆之中，以此秉承中山精神。
教育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启迪明智之要旨。中山形象在教育空间的附着，是兰州城市空间政治符号重要的介质载体，为城市提供精神索引，构筑城市的精神空间。自中山先生逝世后，秉承先生生前筹划，1925年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深入，众多学校改名为中山大学，以期培养革命人才。在全国中山教育空间兴盛的背景下，1927年，冯玉祥应甘肃教育界呼请，遂决议建立省属大学以填补甘肃高等教育空白，同时提议将这所大学命名为“兰州中山大学”。1928年２月１日，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令：“决议中山学院改为中山大学附属中学”，确定了以法政专门学校为主体组建兰州中山大学。２月３日，筹委会拟定《兰州中山大学组织大纲》，对该大学性质与办学目标提出期望。1928年２月29日，兰州中山大学正式成立（就是现在的兰州大学），这也是当时大学“中山化”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城市教育空间的构建，有利于意识形态下的大学对外形象塑造，争取更多社会认同，提升民众整体的政治认知，获得更多社会教育资源，提升办学条件。“兰州中山大学”的命名，体现出中山符号背后所具有的政治象征价值与社会影响资本，以教育传播提升城市空间的政治文化意涵。换言之，中山符号在教育空间中的出现，以及在各级学校机构中的普及，强化了社会对于孙中山政治符号的意识形态认同，契合当时社会整体意识，以文化认同推动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兰州虽遥处西北，但中山空间在兰州城市林立，充分呈现出中山符号的政治文化辐射作用。尽管在时代更迭过程中，城市空间的中山意涵在不断嬗变，但中山空间伫立在城市政治文化和民众意识深层的国家民族观念在不断内化生长更新，更能契合时代潮流，在历史的呼应中，构筑起一个全新的城市结构和文化地图，完成着城市自我身份的指认。(（作者系民革党员、兰州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