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如何被庄重定为共和国第一歌
2019-06-28 00:43:21 作者:孟 红 编辑:孟 红 点击: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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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艺术,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经典革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即是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本是由文学家、剧作家田汉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词,由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人民的音乐家聂耳作曲。它一经问世,就因其奋进的词文和优美的曲调,而迅速传遍祖国大地。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展开,其影响更远远超出了中国。多少年来,这首悲壮的不屈之声、不朽之歌伴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斗争的一支战斗号角。因为它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更因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众望所归地被定为象征国家尊严和民族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人们传唱了半个多世纪。它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国歌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国歌如何确定自然是国人关注的大事。那么,什么样的歌曲可以被推举为神圣的国歌呢?人们翘首以待。
1949年春天,“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由郭沫若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要奏唱本国国歌。中国代表团这下有些犯难了,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国歌。怎么办呢?
“用《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怎么样?”
“我看行,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不小的影响。”
有人提出异议说:“行是行,但里面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不太好,现在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
“我看可以,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失却斗志。”
“话虽这么说,但我总觉得这句话放在新中国唱不太合适。”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一齐将目光转向了郭沫若。
郭沫若说:“我看把这句改为‘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怎么样?”
出于对郭沫若的尊敬,再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于是一致同意了郭沫若的意见。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民间“国歌”首次响起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
郭沫若等人回国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引起了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的重视。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渌汀、姚锦新等4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至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
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都进展得比较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国歌初选委员会”对这些应征歌曲一一研究,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的。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渌汀等人。
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全国政协首届委员也表示赞成。代表们认为,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完全可以选做新中国的国歌。
但有的代表举出了“和平大会”的例子,因原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主张修改歌词。
田汉也是这个筹备组的成员。据田汉之子田申回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也不好多表态,出于谦虚,他也说歌词应该改。于是,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亲自动笔拟就了三段。
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
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他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应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远非大诗人、大音乐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
周恩来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我看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接着周恩来的话,毛泽东最后表态说:“虽然我国就要完全解放了,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今后还要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居安思危。所以,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成。”
毛泽东的话最终将大家的意见统一了,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一致同意。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此时的田申正带着华北战车团的受阅部队,在北京复兴门外沙沟一带操练。“当我们得知要参加开国大典时,只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这是坦克部队第一次要通过天安门,因为美国坦克比较小,只有15吨,所以我们最后选了25吨重的日本的中型坦克,把它们重新喷漆、编了号,以显得威武。”田申是在开国大典的前三天得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在永定路临时指挥所接到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的电话,他那时列席政协会议,他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义勇军进行曲》已被决定为国歌了。’我当时激动得都快跳起来了!”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有趣的是,开国大典时,《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的儿子、25岁的田申是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受阅部队的一员。后来他记忆犹新地回忆说:“我知道父亲就在观礼台上,我知道他一定在关注着我的队伍。”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做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田汉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被以“组织”的名义宣布为“叛徒”,并被“永远开除党籍”,于1968年含冤去世,连骨灰也没有留下。
田申说,父亲被从九旬老母的身边拘走而诀别,后被改名为“李伍”遭囚禁。除了将近百岁的田汉的母亲外,田家其他人都未能幸免。1968年国庆节早上,被关在牛棚里的田申从被厚木板密密钉着的窗户缝中隐约听外边传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和田申一起关押的人问他:怎么只是曲子没有歌词呢?田申说,写歌词的父亲都被打成叛徒了,怎么可能还会唱歌词呢?田申说,此时,父亲已经生死不明很久,但他心底依旧相信身体很好的父亲能挺过这场灾难。可是,直到1975年,他才知道,父亲早在7年前就已经撒手人寰了。田汉遭难,他作词的歌曲当然不能再唱了,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群众集会时也只是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样国歌就成了有曲而无词、只能奏而不能唱的奇怪之歌。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仍然受“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的影响,有些人认为我们国家在华国锋同志领导下,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已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而提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1978年修改国歌歌词的建议提到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大会,大会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最后确定由李焕之等同志配的词提交大会代表讨论修改。
当时,代表讨论新的国歌歌词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表示赞同,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有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党的领导、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基本内容,很好。另有一些同志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有拼凑的感觉,建议进行修改。
虽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但修改国歌歌词一事酝酿已久,在这次大会上修改国歌之事已是不可更改,国歌征集小组没有采纳不同意见,建议将新国歌歌词提交这次大会通过。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新填并通过施行的国歌歌词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改定国歌歌词后,社会各方面对此一直有不同意见,要求恢复国歌原来的歌词。
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路线和冤假错案的工作加快了步伐,历史终于给予田汉以公正的评价。1979年,原中央专案组对田汉的“结论”被推翻,田汉得到了昭雪平反。田汉被平反后,骨灰一直没有找到。1979年4月25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田申把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父亲创作的《关汉卿》剧本、用过的一支钢笔放在骨灰盒里。“骨灰已化漫天雪,义军一曲万代传。”这是田申为父亲写的挽歌。
既然田汉先生已经平反,其作品也应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恢复。
1979年6月,著名作家陈登科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并为议案拟出三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1.原来国歌的词和曲,都是由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2.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3.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得到了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本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当然,当时也存在一些阻力和非议,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过时论”。为此,陈先生特意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自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它开进巴黎,这首歌一直唱到现在也没改。而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今天,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不过,这一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他也一次再次坚持地提,直到五届五次会议才得到通过。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同时撤销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国歌的决定。2004年3月14日,经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
这样,已经传唱近70年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地位,被《宪法》正式确认。此举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国歌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将鼓舞全国人民唱响更加豪迈的时代强音。
总之,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多少年的风雨岁月中,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发展与壮大,“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不论是在奥运赛场还是学校的操场,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孩童……每当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雄壮的歌曲时,一种对祖国的崇敬之情和热爱之情总是在心中油然而生!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党史文汇》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