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会议的历史由来(下)
编者按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和多党合作制度确立70周年，弘扬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政协之声》栏目近日从《团结报》摘选部分文章，与读者共同回顾人民政协发展的光辉历程。
“旧政协”的召开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一致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据此，1946年1月10-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共有5个方面38位代表与会：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盟9人、青年党5人、社会贤达9人。与会各方特别是国共两党经过激烈斗争，反复讨论，最终就当时社会各界所关注的政府组织、军事问题、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五项议题达成协议，为战后中国设计了一幅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蓝图。 在中共看来，“政协就是党派会议”“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因此，中共对政协协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开始着手履行政协协议。但蒋介石毫无和平民主诚意，很快从否定政治协商会议本身入手，公开否定了整个政协协议的合法性。随后，国共内战爆发。
周恩来(左一)与旧政协民盟代表合影
新政协的召开
政协协议虽然被蒋介石所破坏，但其所体现的平等协商的政协精神和以党派合作、共同纲领、联合政府为内容的政协路线则已深入人心。因此，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仍没有放弃对政协精神和政协路线的追求。
1947年下半年，随着中共在军事上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革命达到一个历史转折点。进入1948年，革命形势进一步向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迅速发展，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鉴于此，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此为标志，中共正式提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
中共“五一”口号传到香港，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对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深感兴奋，并于1948年5月5日联合致电毛泽东予以热烈响应。8月1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场内景
随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中共之邀，并在中共的周密安排下，陆续渡海北上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最后会聚北平城，与中共一起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鉴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在新的形势下召开的具有新的性质、新的阵容、需要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会议，所以很快便采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提法，简称“新政协”，以区别1946年的“旧政协”。对此，周恩来指出：“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让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可是大家都熟悉这一组织形式，所以今天我们沿用了这个名称，而增加了新的内容。”马叙伦指出，这次的政协，在性质上与上次的政协完全不同。“上次的政协，是民主和反民主、伪民主的集团妥协的。这次的政协，是民主方面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国是’，取得一个协议，只是‘和衷共济’的而不是妥协的。这是性的不同。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做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这是质的不同。”
由于新旧政协存在本质区别，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感到只以一个“新”字来区别旧政协，并不够确切。当时，在讨论中，有人提议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又觉得太长，便简化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随后，周恩来将上述意见提交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委会讨论，得到常委们的赞同。在此基础上，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将“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谯喜龙 通讯员:解娅莉 摘自《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