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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

牛铮超:中国之治上升完善固化为中国之制

2019-11-28 14:21:42 点击: 字体:[ ]

   

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内核来把握,才能准确的理解和认识《决定》的精神实质。成就来源于制度优势,总结经验成就固化为制度,用中国之制保障新的中国之治,新的中国之治支撑中国之路。因此,把中国之治上升完善固化为中国之制,用中国之制应对时代之变实现中国之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核心精髓。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来把握。新中国建立后,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到了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充分把握和认识当时的社会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重新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特性,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据此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于这个理论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既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照搬,也没有既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只有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速度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也摸索出了一些经验,这个经验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基本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今天,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把我们的探索,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从制度上加以梳理、细化和固定下来,形成带领全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制度保障。《决定》最具鲜明的一个亮点和创新点,就是第一次系统总结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其实质是进一步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从而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以应对风险挑战,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制度支撑。

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内核来把握。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文明是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关键动力,中国共产党将两者深度结合,基于中华文明政治一统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民族区域自治,不同民族和谐共筑;通过“一国两制”,不同制度并行共处;通过央地统合,发挥中央统筹和地方积极性,通过大统战促进阶层统合与人心凝聚。基于中华文明社会结构,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国化为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政权基础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还包括工农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4万万同胞。基于中华文明协商共治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实践。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有机结合,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有机结合,既代表直接利益,更代表根本利益,不断实践实质民主。基于中华文明经济治理传统,将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国化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不走西方依靠战争和殖民而完成原始积累的工业化老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体制的力量,不仅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导致的生态危机,还能进行更高效的环境治理,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基于中华文明政教传统,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为中国特色新型政教关系,推进宗教和谐宽容。基于中华文明民族治理体系,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既不会通过削弱多样性来强化国家认同,也不会因为要保持多样性而削弱国家认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强化民族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是以特殊优惠政策调动各民族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添砖加瓦。基于中华文明贤能政治传统,将马克思主义先锋队的理论中国化为“三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民族性与阶级性有机的统一。我们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代表,而是全民族的利益代表,不是选举机器,而是执政为民的使命型政党,不是严重脱离人民的私利集团,而是有着自我革命精神与严明政治纪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其实质和目的就是为有效应对新时代大变局背景下各种风险挑战,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制度和治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目标正处在“过坎儿闯关”时刻。正如《决定》所讲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决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回望历史,把握未来,做出的以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有效应对新时代大变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纲领性文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作者系兰州市政协委员、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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